公众质疑的根源是决策和执行过程缺乏透明 应严格信息公开

　　国家行政学院社会文化教研部副教授胡颖廉指出，根据现代组织理论，组织绩效的影响因素包括三方面，分别是决策、执行和监督。国务院关于红会事业改革创新的意见，也正是从这三个方面来阐述的：

　　首先是体制机制创新。根本上是实现政社分开，通过内部治理结构改革提升红会的决策自主性，摆脱对各级政府的依赖，集中精力做好人道救助。否则，红会很可能成为承接行政机关事务性工作的“二政府”。

　　其次是透明的决策和执行机制。法哲学的基本观点是，“程序乃实体之母”。与政府不同，社会组织的权威不是建立在强制力之上的，要获得公信力，就必须依靠透明、公正和科学的决策程序，并且吸纳公众参与。程序适当，即使决策和执行偶有失误，人们也会接受。程序不适当，就算政策正确，也是不可持续的。经验表明，公众之所以对红会产生种种质疑，根本上是其决策和执行过程缺乏透明度，因此严格执行信息公开制度，及时、全面、真实、准确地向社会发布所有捐款及使用信息，显得尤为紧迫而必要。

　　最后是全面且综合的监督体系。一个有活力的组织必须具有内外约束机制，包括法律监督、政府监督、社会监督、自我监督，其本质是自我纠错。“人们对红会有质疑的声音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知如何改进。国务院对红会的意见都很到位，关键要看政策的落地，这就要靠红会自身的努力，以及全社会的信任和支持。”

　　社会不清楚红会改革到底做了什么，应强化“民性”接地气

　　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，首先应该肯定的是，红会是第一家非常明确喊出改革口号的社会机构，还是很受鼓舞的。但是，以下一些问题红会还需要注意和完善：

　　红会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题目，到现在为止，红会改革到底做了什么，有什么想法，社会不知道，公益行业也不了解，有点过于封闭了。红会改革是社会性机构的改革，应该更加开放，更需要社会参与。放开，让大家更多了解，还可以避免很多猜测，或者一些判断上的偏差，这方面红会需要改变。

　　红会改革需要有较大的突破和新思维，但目前还看不到。目前看更多改的是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甚至于有时候还是头痛医脚。“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是有改革想法的，思想也比较开放的，但策略上还需要改进。这么大的一项改革，应该组织一些专门的班子拿出一个方案。一方面向中央请示，另一方面也可以让社会公众来参与讨论。时间周期长一点都是正常的。”

　　决定红会未来发展社会地位的一个最要害问题是加强红会的民间性。所谓民间性即与其他的慈善机构那样完全回归民间。红会有三大赋权，政府赋权、社会赋权、还有国际红十字赋权，体制是独特的。红会有双重性，一个是官性，一个是民性，在很多国家红会也和政府保持了比较密切的关系。目前中国红会的官性很重、很足，民性很弱。从红会改革来讲，一定要弱化官性、强化民性。红会的出路就在于把自己的根扎到民间、扎到社会，一定要“接地气”。

　　红会增强民性、接地气，可以走一条与民间合作的道路。民间自发出现、与红会宗旨相同的民间草根组织数量很大，而且不乏优秀的组织。红会可以通过选择、评估，与这些机构建立平等的合作关系。这种合作，不是临时凑合的合作，也不是吃掉谁的合作，是一种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关系。按照这个战略要有一套制度的规范、规章、培训等。

　　最后，徐永光指出，与民间组织成功合作的案例是有的，比如在汶川地震中，红会支持红基会在14亿捐款中拿出了2000万，建立了一个中国社会组织灾难应对开放平台，面向民间草根组织公开招标，支持了一批优秀项目。实现了红会出钱，民间草根组织出力的互惠局面。在评估总结时，红基会负责人说，这2000万项目的社会影响超过了14亿。这是对红会正面的、美誉度的影响。这是红会改革的重要举措，已经得到业内的好评，坚持按这个方向走下去，把局部合作扩张到全红会行业与民间组织的合作，相信会给红会未来发展的带来巨大的好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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